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瘟疫。这两个“百年”交融在一起，使世界疫情前的存量问题和疫情之后的增量问题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导致的大变局叠加，个中风险陡然上升，下面来看看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2023年全球经济将延续2022年的放缓趋势，呈现温和衰退；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但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世界贸易前景也难言乐观。总体来看，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但调整过程同时孕育着复苏动力，各国需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在经历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后，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地缘政治冲突、疫情的不确定性、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激进退出的溢出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冲击因素依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全球经济继续处于不稳定和波动时期。

与此同时，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全球产业链的恢复、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全球国际合作的推进等，为世界经济逐步回归低速增长的轨道酝酿动力。

全球经济将呈现温和衰退

2023年全球经济将延续2022年的放缓趋势，呈现温和衰退，其中上半年依旧呈现波动态势，预计下半年将有所好转。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测算，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2024年后，全球经济有望回到低速增长的轨道。

具体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衰退的风险增强。美联储激进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延迟效应，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下行压力增大，消费后劲不足，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难度较大，在2023年上半年有可能出现衰退。

欧洲将出现经济衰退，能源危机的持续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等使欧洲经济在2023年将大概率陷入增长停滞。

亚洲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防疫政策调整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增强，但是房地产业下行、人口老龄化、外部需求不足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日本经济缓慢复苏，但人口老龄化等内在因素使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难以大幅提升，而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使日本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印度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能源转型、离岸外包、制造业投资扩张等使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较高水平，预计2023年增长6.3%。

亚洲经济的复苏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为其他经济体提升外部需求，降低全球通货膨胀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支撑。

通胀率下降但仍处高位

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但是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低通货膨胀率水平。

2022年，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政策，欧洲央行以及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国中央银行也同步采取了加息政策。与此同时，随着供应链紧张局势缓解、需求放缓、库存增加导致的价格折扣和住房价格下降需求减少等，预计全球通胀率将在2023年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通胀率将在2022年底达到峰值，为8.8%；2023年降至6.5%；到2024年降至4.1%。总体来看，全球通胀水平仍然超过2%的中央银行目标水平。

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的收紧导致需求下降，并有助于逐步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在2023年着力于实现“软着陆”，在降低通胀率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就业率。2022年美国在通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解雇员工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成本，但以后会产生问题，由此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欧洲”的模式，即在经济衰退期间将员工留在工资单上，以便以后能更快、更平稳地复苏。

虽然美联储2022年的加息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效果，各种通胀指标有所缓和，但对比历史上几次相对成功的“软着陆”，可以看到，本次通胀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这些因素显示出实现“软着陆”的难度较大。

欧洲在能源危机冲击下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供给和需求对通胀产生双向促进作用。不过很多学者认为，欧洲通货膨胀压力在2023年也将逐步缓解。

国际贸易和金融风险增加

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将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世界贸易前景仍不乐观。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紧张程度加深，美国安全供应链和制造业战略新布局调整，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采用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制造”。这一切体现了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心态，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趋向于将现有价值链格局塑造为以美国供应体系安全为中心的新格局，阻碍了全球供应链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融合。

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央行同步加息以及收紧财政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这对全球经济恢复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美欧的加息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外流趋势增强。而外部需求的下降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收入降低，引发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受限，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转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2023年，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部分国家可能会停止紧缩性货币政策。在2022年，面对美国通货膨胀的高企和通胀预期的增强，加息发挥了作用。随着通货膨胀的回落，利率上升周期或将结束。

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存在波动风险，2023年，预计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不会大幅下降，但将呈现波动下行的态势。能源市场供求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能源短缺问题依旧是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挑战，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对欧洲经济的不利影响依旧存在，欧洲经济可能处于衰退状态，高能源价格对实际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天然气价格的变化是影响欧洲发展的重要风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下降，同时低收入国家粮食危机常态化风险加剧。

总体来看，虽然通货膨胀高于历史水平、多数地区仍处于货币紧缩状态，叠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挑战。与此同时，调整过程也孕育着复苏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引领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进而提升全球增长动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国际政策协调和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企业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经营环境，并提升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期。2022年底，世贸组织成员实质性结束《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67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这展示了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当下，各国仍努力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此处隐藏2455个字……以下。亚特兰大联储等于美国三季度预测甚至0.2%，所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也不稳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更不稳定。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美元升值贬值、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紧缩的影响。流动性泛滥时，它们是受害者，流动性紧缩时，它们是被收割者。所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会陡然增加。

第三，通胀风险和通缩风险会交替产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胀风险，但是这种通胀风险是流动性泛滥引起的。美联储已经发出明确信号，到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收缩，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PPI价格下降会向CPI还会传递，进而导致下一轮的通缩。所以通胀通缩会交替进行。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第四，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大。2021年全球债务《简要分析2021全球债务和美国经济动态》2021年IIF数据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新增24万亿美元，累计达到2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政府债务或将达到92万亿美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现在是负利率、低利率、零利率。全球国债负收益率继续增长，据去年统计，全球负收益率的国债总额已达19万亿美元。这19万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包括10年期、30年期、5年期在许多国家都是负利率，个别国家是零利率。负利率、零利率，低收益率和负收益率的长期国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给世界经济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前一些国家可以用发债透支未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在解决国际性的难题，利用超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不仅是指美国，也包括欧盟、日本、中国等。中国现在的债务虽然总体可控，尤其是政府债务在60%的警戒线以下，但是企业债、个人债、地方债也在上升，一些企业长期高负责运行，抗风险能力脆弱，所以金融风险、债务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第五，供应链断链的风险。供应链重组的风险和供应链再链接会交替进行。供应链断链有两重因素。一个是疫情导致的自然熔断，另一个是一些国家政客推动的人为阻断。拜登今年以来在白宫开了三次会，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进行供应链重构，我觉得有点异想天开。世界供应链并不是按价值观组成的，是跨国的市场需求关系，是需求和供给相互匹配的结果，是自然形成的长期互相匹配的过程，而不是靠政府力量形成的。

现在全球供应链的断链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美国政客推动重构供应链，有意遏制打压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力图重构以美国为主体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基础是要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仅增加值占GDP的10.8%，虽然它具有原始研发和高端产业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但是供应链的主体已经不在美国了，供应链东移是肯定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中，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当前一定占有最大的优势。但是我们缺乏高端顶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基础研究、原创研究和颠覆性、基础性、共性的技术。近期供应链混乱下美国港口积压了大量集装箱，甚至连圣诞节的商品供应都会出问题，但这还只是贸易再链接层面的问题。全球经济未来最大的链接是供应链的再链接。例如，中国产业配套能力这么强大，重构一个制造业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产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转移，但是这些进行转移的跨国公司包括一些中国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的是“1+N”战略，即制造业的主体部分留在中国，加工制造、工厂车间等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这或许是未来供应链改变的主要趋势，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六，金融风险与金融重构。在疫情前，因为美元美债的发行，在全球流通还比较畅通，世界的认可度还比较高，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直占62%以上，在结算货币中占40%以上。全球金融主要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和准国际货币的体系，结构性矛盾还不突出。据IMF的数据，2021年一季度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已经下降到59.6%，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结算货币占40.4%，最低降到38%，已低于欧元占比。

原来国际大循环使美元美债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准国际货币，虽然已经没有实物支撑，没有和黄金挂钩，但是世界认可就是硬通货。然而现在美国的国际大循环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美元美债的霸权 主义，使世界对美元望而生畏，对美债不敢恭维。现在拜登政府借债美国累计国债已经达到28.7万亿。经过美国财政部长几轮力争，美国国会同意将最后期限延长到2021年12月3日，债务上限是28.88万亿，到12月3日肯定会突破这个数字。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到2016年，美联储连续四次放水，总计金额达3.8万亿美元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也接连放水，这会一直放到美国国债超过40万亿。当然经国会批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放水借贷是现在美国绕不过去的坎。美国除了外循环、国际化的大循环出现问题，内循环其实也出现了问题。美国国债原来是靠美国的机构和居民购买，现在美国的居民购买率、机构购买率都在下降，60%以上新增国债由美联储回购，所以产生了真正的“内循环”。

耶伦多次呼吁要放宽上限，采取政策，和中国合作，取消特朗普加征的高额关税等。这说明美元美债的信用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会有一些变革。人民币比重虽然上升比较缓慢，但是它的信用、地位、影响力在提升。欧元在国际结算货币中比重在一些时段已经超过美国。全球80个央行已经有20%以上的在试验数字货币，60%以上的在研究数字货币。所以，国际金融由于货币体系的调整和美元的升降起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第七，世界经济将会面临极端气候风险的挑战。极端气候会越来越多。最近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在2040年前，非洲高山山顶的雪全部都会融化。目前格陵兰岛的雪大面积融化；喜马拉雅山雪线下降；加拿大、美国遭遇高温天气；欧洲、南美洲、东南亚、南亚包括中国等都遭受了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极端气候下经济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本次的拉闸限电使三季度GDP从上半年平均12.71%下降到4.9%。这与煤炭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还有极端天气和汛情等其他因素影响。所以，极端气候对世界经济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第八，当前能源风险主要来自人为因素。能源本无风险，据国际能源署对未来的能源预测，到2040年，世界对能源的年均增长率是0.6%，不到1%，大大低于GDP的增长幅度。但是到现在出现了能源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天然气价格上涨接近十倍，石油、煤炭价格都大幅度上涨，因而导致煤荒、气荒、油荒、电荒。这种人为导致的能源危机和未来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交织，总趋势供大于求与能源过剩的情况将交替进行。本来在能源供求关系总趋势下，能源价格应该是平稳下行，保持在恒定的成本加利润的幅度。现在价格大幅度跌宕起落的问题背后，实际上就有美元的力量，还有能源生产国的力量。比如限产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扩大生产规模，价格就一定回落。疫情背景下，运力的价格飞涨，一旦经济阻滞，虽然进出口商品没变，但是价格一定会上涨。所以疫情前后，经济上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一些调整。